看到这个题目，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则故事：张县长和李县长同时在相邻两个县上任任职。张县长上任后大兴水利，大抓水利工程。全县境内所有关系到水利设施他都亲自察看过。
而李县长上任后，对水利工程听之任之。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，很少下乡到一线。
那一年，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过境这两个县。张县长所管辖范围内由于未雨绸缪，洪水来时依旧安然无恙。而李县长由于平时疏忽，县域内一片泽国。
面对李县长辖区内的灾情，抗洪部队来了、省级中央级电视台来了、上级视察灾情工作组也来了……李县长亲临一线带领群众上大堤的的镜头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。而张县长的辖区内由于没有灾情，无人问津！
洪水过去后，李县长由于抗洪有功被提拔为副市长，而张县长依然还是县长……
回到题主的问题，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：一方面，在现实中“会干的不如会说的，实干的不如作秀的”现象确实存在。但这种存在的现象是有条件的，往往存在于临时性的、突击性的工作中较多。
另一方面，“会说的”“作秀的”终究不会长久。正如孔明唱“空城计”一样，一次还行，第二次就不灵了。“会说的”也好，“作秀的”也罢，只能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好用，一旦被人看穿，就成了脱毛的凤凰--不如鸡了！
那么问题来了：
在工作中，“会干的”“实干的”如何做到不吃亏呢？我提出以下三个观点仅供参考：
1.既要会干实干，还要会“说”！说，其实就是一种宣传、一种推销。你干了多少工作，你是如何克服困难去干的，及时把它说出来，宣传出去。对单位、对个人都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要只知道死干活、干死活！
2.既要会干实干，还要会“演”！这里说的“演”，带有表演的意思。是说在干同一种工作时，如果有多种不同的方案可以去实施，那么我们一定要选那种既能达到目的、又能“讨巧讨好”的方案去实施。比如，同样是要搬走一座山头，限定在一个月完成。由于山头的形状都是上小下大，如果你从山脚下开始挖，虽然也能干完，但十天半月也看不出什么成效。但如果选择从山顶开始向下挖，那效果就很明显了，不用几天就能让人看到山头被削平，感觉工作效率很快。（当然，这只是举个例子，挖山头是个技术活，我只是用外行的说法打个比喻而已！）
3.既要会干实干，还要会“哄”！这里说的“哄”，就是要在平时多与上级接触，多沟通交流，让上级了解你的能力和性格。上级在心里认同你，在工作中只要你实干会干，肯定会受到关注，从而也就不会吃亏了！
总之，在工作中既要实干，也要巧干，这样无论在那里都不会吃亏！
我是职场探秘者，期待你的关注交流！
您好，我是草根逆袭记，是一个职场领域的小编，很乐意为你解答此疑惑，关于“会干的不如会说的，会说不如会做秀的”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：
一、领导要的不是苦劳，而是业绩其实在职场上，无论你干的是什么工作，领导最终想要的只有结果，而不是无意义的“苦劳”，因为一个公司要想正常运营下去，必须以业绩为导向，如果说老板没有盈利，又哪什么给员工发工资呢？
另外你需要明白，领导不可能时时刻刻监督你做事，去考察员工在做些什么，所以当你汇报工作的时候，领导的结果导向肯定是你做出来的成绩。
二、学会和领导站在一边还有就是大多数人，误以为只要是做事情了，无论领导看不看得到，都是为公司做了贡献了，这样领导就不会忽视。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的！帮助公司赚钱，只是实现了你自己的价值！并不能以这个为准则来判断领导欣赏你，认同你。
另外在工作我们会发现，通常会说话的人，都喜欢在领导面前表现，说好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让领导记住自己，才会在以后的时候，做出贡献。
三、会说不会干也不行当然会说但不能干，无疑是更糟糕的。也许有些人觉得只要会拍马屁，升职加薪就可以来的快一些，但时间一长，什么成绩都拿不出来，那必然自己打脸，还顺便打了领导的脸，所以在职场上要想混到风生水起，不仅要会说，关键时刻还得有真本事。
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，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到你，当然如果你对此还有疑问，欢迎评论留言！
陈寅恪做了什么，能让清华破格聘用？
1925年，清华“国学研究院”成立。当时聘请的所谓“四大导师”，除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之外，陈寅恪也在其中。但陈寅恪能荣膺并列，老实说就是有好哥们，死命拉人情、“走后门”得来的，至少起初是如此。
为什么这么说，因为那时的陈寅恪，还是遯世无闷的潜龙一枚，清华校长曹云祥都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听人举荐一脸懵逼。那年，陈寅恪35岁，穷困大龄青年，还在德国留学晃荡，也不知他读圣贤书所为何事。那时，同龄的胡适之，在美读着博士、拿着奖学金、到处受邀演讲，还频频登上美国主流报纸，已经是很风光的一号人物了。
可陈寅恪倒好，着实啥都不干，就晓得呆屋里躺啥，学位不要，恋爱不谈，朋友都不怎么来往，饿了啃个干面包都乐哉无所忧，标准民国宅男。以现在人的眼光看，甚至可能就是“混日子”。
清华四大导师中，其余三位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，差不多是三代人，那时都是中国学术界明星人物了。
江西修水陈家祖宅
梁启超不需要多言，政坛大佬兼学界领袖，即便有人不认同他的为政理念，但谁敢否认他的学问？大家都是念着他的文章长大的；王国维，那是正宗“帝师”，写出的每一篇文章都让国际汉学界瞩目，鲁迅都佩服不已，肯定没话说。人家肯来，就是看吴宓这青年尊师重道礼数周到，被感动到了。
赵元任呢，尽管比陈寅恪还小两岁，但人家知名学霸啊，陈寅恪刚到美国留学时人家都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学位，而且还被康奈尔大学礼聘，这是国人前所未有的殊荣，是靠资历和学历碾压人。而且，现在看来，他的“关系”也够硬：据赵元任回忆文章，他与当时的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同为1910年庚款留学生，在美国时就是至交，此番也是老同学一再力荐。
赵元任
可是，1925年时的陈寅恪，有什么拿得出手的？彼时，他竟然也要当清华四大导师，委实是缺乏资格的：一，是无学历，他正规学历不过就是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毕业,相当于高中文凭；二，无论文，唯一一篇发表过的文章，是1923年刊载在《学衡》杂志上的《与妹书》，说穿了就是篇三五百字的家信。陈寅恪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自身实力。如果生的晚，到了现在，不说清华教授了，他要到武汉来当个中学老师，应该都没面试资格。
人家清华，好歹是留美预备学校，是国内外知名学府，1925年其生均经费足足高出北大4倍，闻一多在此求学10年才能毕业，凭什么让一个寂寂无名“三无人员”直升教授，而且还是最受尊崇的“四大导师”之一？起码，当时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就很反对。
陈寅恪得以就任，直白地讲，首先不是靠实力，而是有雄厚关系，有莫大靠山。这关系这靠山，就是他的小迷弟吴宓。
吴宓这个人，性格古怪不好相处，一生中最佩服最信任的好友，就是大他4岁的陈寅恪。吴宓籍在陕西泾阳，是女首富周莹的族侄,1916年从清华毕业留美。两年后在哈佛，他经人介绍，认识了也在此留学的陈寅恪，一经交谈惊为天人，对陈的学问与人品是高山仰止。他对陈寅恪感情很深，生活上视为兄长，学问上待犹师长，而且至死都不曾改易丝毫。
吴宓1921年就回国了，直接就任清华等校外文系教授，并凭其学历、资历、文章，很快声名鹊起。到1925年，清华大学立志要办一所高质量的国学研究院时，吴宓是有一无二的筹办人，也是清华国学院实际上的主任。清华会聘任陈寅恪，最大程度上，是因为吴宓的坚持，并且以辞职相要挟，搞得清华校长曹元祥无可奈何，只好答应下来。
或许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非得吴宓“摆布”？这里面的奥秘很简单：一方面，国学院这等事，此前国内都没办过，而吴在美留意过这些经验，且正全程经手筹备这事，当前日后没他都不行；另一原因更直接，王国维这几位导师是吴三顾茅庐请来的，甚至是磕头换来的，吴宓若不干了起码王国维就要回家，这事就彻底没戏了。
在民国文教界，吴宓资格是很老的。日后的1946年，他到武大教书，因没住进“18栋”拂袖而去，就是“倚老卖老”。
据《吴宓日记》与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可知，那时清华拟定聘请人选是章太炎、胡适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王国维这几位。
赵元任女儿赵新那女士
章太炎是“旧派典型”，门生弟子都把持着北大整个文科，当然是首选。可他自视甚高，也正在上海等地搞政治如火如荼，根本就不屑就任；胡适是“新学”头面人物，可过于自谦说自己不够格而推了，最终只请来王梁赵三位，陈寅恪始终没有出现在商议名单之中。是吴宓不甘心，在某次宴席上逼着校长曹云祥表态，并且以走人要挟，才得以成功。
有趣的是，当曹校长温温吞吞表示应允时，吴宓当即用铅笔草拟了一份聘任电报，让曹云祥签字，然后立即发给陈寅恪。就这样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从此就确定下来了。可以说，陈的就任，完全就是吴宓的功劳。他是陈寅恪真正的粉丝、好友与伯乐。
义宁陈家后人陈云君
只是说，陈寅恪本人，是没有任何投机言行乃至意识的，他在国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。以至于，好不容易吴宓给争取到聘书了，陈寅恪还不以为意地“摆架子”。他收到电报后，并没立即答应，而是回复谈条件，大意是：咱正专心致志弄东亚史研究，你清华啥资料都没，凭啥让我回去教书？咱还要在国外研究两三年，除非你们给俺买了《大藏经》等资料再说！
吴宓收到回复，着实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天的日记一页纸都在吐槽，“费尽气力，而犹迟疑，难哉！”等等。不过，他到底是会办事也懂好友之人，隔天立即斡旋。最终，说服校方预支给陈寅恪2000薪金，而且还汇去2000购书款，这在当时算是巨款了，陈寅恪这才姗姗而来。
不得不说，日后各种“作妖”的吴宓，在筹办清华国学院及举荐陈寅恪这个事情上，确实是劳苦功高的。他如此竭尽全力推出陈寅恪，也不是出于人情或私利，而是为国为校保举，更是深切了解陈寅恪的实力，一接触就认定这是“中国最博学之人”，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学术天才。吴宓是“举才不避亲”，陈寅恪是“不负众望传美名”。
至于，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，说什么是梁启超推荐出陈寅恪的，说“我梁某人也没博士学位”云云，实属子虚乌有。这是1973年前后，台岛学者陈哲三写了一篇谈陈寅恪的文章，有点像现在的自媒体道听途说瞎写一通，以至于谬种流传，假作真时真亦假了。
陈寅恪以“三无人员”身份，直接就任清华最高殊荣级的教授，留给我们的显然不止是一则段子。这个轶事足以让所有人深思：吴宓这样的朋友还有吗？更为重要的是，如此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，如今是否还能出现？如此深究下去，闲谈之为德也大矣。
陈寅恪做了什么，能让清华破格聘用？陈寅恪先生祖籍江西修水，清光绪十六(1890)年出生于长沙。他的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，是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。父亲陈散原，号三立，青年时期即进士及第。曾经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变法，创办报刊。是著名的“维新四公子”之一。陈散原诗词文章俱佳，著名诗人泰戈尔曾经慕名在杭州与他专门会面。有《散原精舍文集》十七卷存世。
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早年中举，后随其父陈伟琳办团练，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事，得到曾国潘的赏识，把他保举给咸丰皇帝，被授予知府之职。光绪时期，从候补、按察使，一直做到湖南巡抚。也算是当时一位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。出生在这个官宦人家的陈寅恪，从小即受到严格的教育，在家塾熟读四书五经、以及算学地理等经典书籍。秉承了极其鲜明的家学特点。
戊戌变法后，陈宝箴、陈散原父子双双革职。光绪二十四(1898)年父子回江西隐居。光绪二十六(1900)年六月，陈宝箴被慈禧太后派人赐死。陈散原遂举家定居南京，一心办学，传播新知。
其时，陈寅恪十岁，在熟读十三经的同时，开始在自家的学校里接触数学、英语、音乐等新知识，并学习日文。光绪二十八(1902)年，12岁的陈寅恪随兄赴日，进入巢鸭宏文学院学习。光绪三十一(1905)年因为脚病回国后，入复旦公学。宣统二年(1910)年，20岁的陈寅恪开始了他重要的欧洲留学生涯。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、瑞士苏黎世大学、法国巴黎政治学校学习。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1914年回到国内。
1918年，28岁的陈寅恪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，在哈佛大学随篮蔓教授系统学习了梵文、巴利文。1921年又回到德国柏林大学，研究学习东方学、古文字学，并系统学习了中亚古文字和蒙古文。这时，陈寅恪在梵文、巴利文、西夏文、波斯文、突厥文以及希伯来文方面，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尤其在梵文和巴利文方面，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1925年，正值壮年的陈寅恪回国。这时，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，设立研究院国学门。胡适之先生建议采用导师制，要“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”。时任校长曹云祥，研究部主任即是吴宓。当时清华大学所聘任的导师是梁启超、王国维和赵元任。这都是学贯中西、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。而陈寅恪尚无著述流传于世。陈寅恪能加入清华，和前三位并称为四大国学大师，是和吴宓先生的大力举荐分不开的。
吴宓先生和陈寅恪在美留学期间相熟相知，深为陈寅恪的学识和才气所折服，民国初年，吴宓、陈寅恪、汤用彤一起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，因为才学出众，号为“哈佛三杰”。吴宓先生深知陈寅恪之学，遂竭力举荐陈寅恪加入清华。而当时的清华大学，聘任教授的条件具体而严格。不论是学位还是著作，陈寅恪竟无一条满足条件。
所以，当吴宓向研究院举荐陈寅恪时，遭到了教务长张彭春的极力反对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吴宓“往见曹校长，再申前议，并以去留争”，吴宓说陈寅恪“留学十八年，学问渊博，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，堪称学侣。虽无正式著作发表，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《学衡》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《与妹书》，寥寥数百字，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，识解之高而远。”这才换来了清华研究院的一纸聘书。吴宓先生曾经在日记中感叹“介绍陈来，费尽气力”。
1926年6月，36岁的陈寅恪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，与梁启超、王国维一起并称为“清华三巨头”。
陈寅恪先生在继承家学、研习经典的同时，先后游学日本、欧洲、美国数次，时间总计十八年之久。他遍访名师，刻苦钻研，已经深入研究并通晓二十几种古今语文。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。他留心各国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状况，对中国历史具有独特深入的思考。
陈寅恪先生古今语文学养深厚，博览群书又精于抉择，精研经学、小学。就其在史学方面，不只是晋至唐史专家。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划时代的。陈寅恪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和指出的发展方向，至今在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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